1992年的成都东郊还弥漫着工业区特有的铁锈味。地矿学院家属楼三单元304室飘着呛人的辣椒油味道，母亲正在往搪瓷缸里倒开水，铁皮暖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
"明天要交的标本报告..."父亲翻着地质图的手指突然顿住，煤油灯在他鼻梁上投下摇晃的阴影。我蜷缩在弹簧硌人的沙发里，听着他们第无数次关于电影票的争执。
"四零信箱今天发了高温补贴。"母亲突然转了话头，从蓝工装口袋里摸出三张皱巴巴的票子。于是那个闷热的夏夜，我趿拉着塑料凉鞋穿过家属区，凉鞋带子在脚背上勒出红印。露天电影场的白幕布在晚风里鼓胀如帆，空气里飘着驱蚊的艾草灰。
当银幕上出现"邵氏兄弟"四个血红大字时，母亲把我汗津津的手攥得生疼。香港街景里细密的雨丝在幕布上蜿蜒，穿旗袍的女主角钻进出租车时，后座醉汉的礼帽檐突然掀开——整个操场炸开女工们的尖叫。母亲带着茧子的手掌重重盖住我眼睛，但我还是从指缝间瞥见青灰色的死人脸。
散场时我的凉鞋跟卡在了排水沟里。父亲背我上楼时，筒子楼走廊的声控灯忽明忽暗，某个邻居家飘出回锅肉的焦糊味。我们房间的绿漆木门"吱呀"响得比往常刺耳。
深夜我是被月光蜇醒的。
十五瓦灯泡的光晕还残留在视网膜上，可屋里分明亮如白昼。床尾站着的女人像是从褪色相片里走出来的，蓝布衫第三颗纽扣歪斜着，袖口沾着灰白结晶——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盐渍。她额头有道新月形疤痕，嘴角法令纹深得像用刀刻出来的。
"幺儿莫怕。"她突然开口，地道的隆昌口音让这话像含了颗冰糖。我想起外婆腌的泡菜坛子，也是这般温吞绵长的调子。她右手无名指戴着个顶针，在虚空中捻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