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深秋的某个清晨，黄海造船厂的码头上飘着咸腥的雾气。我站在舷梯旁，看着父亲把最后一箱补给扛上"远洋7号"货轮。他穿着褪色的藏蓝工装，后背上洇开大片的汗渍，在晨光里蒸腾成袅袅的白汽。
"上来看看？"父亲抹了把汗，冲我咧开被烟渍染黄的牙。
货轮钢铁铸就的躯体在浪涌中微微摇晃，甲板上的水渍泛着青灰色的冷光。我跟着父亲穿过堆满集装箱的货舱区时，铁锈味的穿堂风里忽然传来沙沙的拖地声。
"老杨，这是我家老三。"父亲对着佝偻在船舷边的背影喊。那人握着拖把的手顿住了，深褐色的工装裤管正往下滴着水，在甲板上积成一小片水洼。
杨守业转过身来的瞬间，我注意到他左胸口袋别着枚褪色的五角星徽章。那张被海风雕刻出沟壑的脸上浮起古怪的笑意，浑浊的眼珠定定望着我身后的虚空："小陈啊，这次发的拖把真趁手，你摸摸这棉纱......"
父亲突然拽着我往驾驶舱走，低声说："别接话，他分不清人了。"直到转过拐角，我还能听见身后拖把摩擦甲板的沙沙声，混着含混不清的絮语，像某种潮湿的咒文。
后来在船长室喝茶时，大副老吴叼着烟斗跟我说起这个总在擦甲板的男人。92年从南海舰队退伍，在老家县城当了三年保安，媳妇嫌他穷，就跟着跑船的人走了。老杨把退伍费全换成美元，跟着远洋货轮出海，每次靠岸就往家汇钱。
"去年中秋节，"老吴往铜痰盂里啐了口烟渣，"他揣着三年攒下的八千美金回家，发现媳妇早把房子卖了。邻居说那女人跟个香港货商跑了半年，还卷走了他存在床底铁盒里的钱。"
货轮拉响汽笛时，我看见杨守业仍蹲在船尾擦洗锚链。咸涩的海风掀起他花白的鬓角，露出耳后一道蜈蚣似的旧疤。父亲说那是某次在印度洋遭遇风暴时，老杨为固定松动的货箱被铁链抽的。
那个深冬的航程异常漫长。货轮在横滨港卸货时，我站在码头上看船员们排队领补给。杨守业总是最后一个，用布满裂口的手把美元数了又数，最后只买两包最便宜的椰树牌香烟。有次台风延误行程，厨房的面粉见了底，他把自己那份压缩饼干掰成三块，说是要寄给老家上初中的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