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当一声，支队长踹开了门。这个从越战战场下来的老刑警眼珠布满血丝，把现场照片拍在桌上："姓赵的今早跟看守要了纸钱，说今天是头七。"
我们再次回到天桥时，暮色正吞噬最后一缕霞光。支队长站在桥中央跺脚，碎石在他靴底发出细碎的呻吟。忽然，他弯腰盯着自己鞋印里的白色碎屑——是半片断裂的指甲。
"把这片区域再筛一遍！"他的吼声惊起一群麻雀。二十几个探照灯同时亮起，光柱交错中，我看见娜姐突然僵在原地。她面前的碎石堆正在缓慢塌陷，一只青灰色的手从石缝中突兀地刺出，无名指上还缠着褪色的粉色头绳。
后来在解剖室，老陈指着尸体颈部的月牙形淤痕说，这是被按在碎石上挣扎时留下的独特印记。四个女孩的致命伤都在后脑，创口里嵌着同种规格的煤渣，和赵铁柱裤脚里发现的完全一致。
指认现场那天下着细雨。赵铁柱站在天桥边缘，脚镣擦着生锈的护栏咯咯作响。"就从这儿跳下去。"他比划着，雨水顺着蜘蛛纹身流进衣领，"她们像小母鸡似的扑腾，石头下面暖和......"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铁路东侧有片洼地积着血水，上面漂着几朵被踩烂的蒲公英。技术员正在标记第四处埋尸点，黄色编号牌在雨幕中微微发亮。突然，赵铁柱挣开押解民警冲向桥外，却在栏杆前被自己绊倒——他右脚的鞋带松了，正是七年前我亲手给他系上的死刑犯专用绳结。
法庭宣判那天，遇害者家属席上开满白色山茶。赵铁柱听到死刑立即执行时，喉结剧烈滚动了两下。退庭时他忽然转头对我做口型，透过防弹玻璃，我认出那是句带着笑意的话："第七个桥洞。"
三个月后的暴雨夜，巡警在那座天桥第七桥墩的裂缝里，挖出用塑料袋包裹的校牌。金属表面刻着细小划痕，经辨认是六个歪扭的正字——这个计数比我们找到的遗体整整多出两具。结案报告永远定格在四这个数字，但每当我路过市三中，总看见槐花落在年轻女孩们的马尾辫上，像永远洗不净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