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我数着更漏声偷偷撩了三次帘角。那些白影子始终保持着叩拜的姿势，最外围的甚至跪到了村道上。月光在他们身上镀了层蓝莹莹的边，像极了奶奶腌菜缸里泛起的霉斑。阿黄蜷在枣树下纹丝不动，平日油亮的皮毛此刻竟蒙着层灰白。
这事成了扎在我心头的刺。直到三年后陪姥姥去城隍庙上香，我才在缭绕的香火里旧事重提。供桌上三尊鎏金佛像垂目微笑，姥姥撂下木鱼，腕间的佛珠突然断了线，檀木珠子噼里啪啦滚进香灰里。
"你奶奶那宅子..."老人弯腰捡佛珠的手指顿了顿，"怕是建在阴阳界碑上了。"她指着庙门外斑驳的石阶，"早年间发大水的村子，总得在低洼处设祭坛。那些穿孝衣的..."话尾消融在骤然响起的诵经声里，供桌上的长明灯突然爆出朵灯花。
前些日子回老屋收拾遗物，我在奶奶的樟木箱底翻出本黄历。泛脆的纸页间夹着张地契，民国三十七年的墨迹洇着暗红，边角处印着半枚模糊的官印。雨水顺着缺角的瓦檐滴落，在青砖地上砸出深浅不一的凹痕，恍惚间又听见山洪裹着碎石奔涌的轰鸣。
如今那口深沟早被填平做了村广场，唯有老屋西墙根还留着圈锈蚀的铁环。暮色降临时，我总错觉看见阿黄在枣树下甩尾，它油亮的皮毛上映着几十道惨白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