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虽然批判了汪伪的"曲线救国"论，揭穿该理论的汉奸本质、分析了其政治危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纵容了敌后国军将领的投敌行为，以换取对中共敌后抗日力量的打压?。
第二敌后生存环境严重恶化
国府要求黄河以北国军就地游击，但部队孤立无援，补给困难，同时受制于“反共优先”政策。国军在敌后强调军事，而忽视了政治。根据地和政权建设严重滞后，配套的政策制定或执行不力，没有能力完全发动群众。时间一长，由于补给困难敌后国军军心涣散，部分军阀为保存实力选择投降?。
第三日军诱降攻势加强
1941年后日军调整策略，重点打击敌后国军，辅以政治诱降。对于投降的将领给了出路，政治地位提升?，军事指挥权保留，再加上经济利诱?。总的来说就是高官厚禄。
第四内部斗争激烈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路杂牌军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服从中央政府领导，英勇地走向抗日前线。这种斗争精神被激发出来，代表着全国各部队积蓄已久的能量。只要国府能稍有公心，平等对待杂牌军与嫡系中央军，那么大家都会愿意为国死战。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国府统一军令、融合各派力量的绝佳机会。
但国府却选择了把对日浴血奋战当成了淘汰杂牌军将士的手段。国府利用各种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做法在对日作战时变得更加猖獗。杂牌军也不是傻子，为了自救，也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战场上杂牌军与中央军之间的相互坑害屡见不鲜。国府对杂牌军的歧视和排挤政策，确实为大规模投敌现象埋下了伏笔?。
国军的大规模倒戈与我党坚持敌后抗战形成鲜明对比，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国党政治声誉严重受损，威信受到质疑?。抗战胜利后，大部分投降将领又被重新收编，埋下了内战时期政治混乱的隐患?，同时严重影响到国府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其最后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敌后国军将领及其部队投降日军，无论有多少理由，多少无奈，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都不能洗脱其投敌卖国的汉奸本质，并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