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年间，北方战乱频发，流民涌入中原，一场“军中疫”骤然爆发：患者初起恶寒发热，继而全身浮肿，按之凹陷不起，伴气短喘促，军医多用“麻黄汤”发汗，却越汗越肿，死亡率极高。时任军中典医丞的“李洞玄”，偶然从流民口中听闻“黄耆能治肿”，便冒险试用。
他取黄耆与防己配伍，按“黄耆六两，防己四两”的比例煎成浓汤，给重症浮肿者灌服。次日，竟见患者尿量增多，浮肿消减大半。李洞玄大喜，在病案中写道：“此乃‘气虚水肿’，肺脾两虚则水湿泛滥，黄耆补肺气以通调水道，益脾气以运化水湿，防己利水而不伤正，二者相须，如水得堤束，自归其道。”此方后来被载入《金匮要略》，名“防己黄芪汤”，成为治气虚水肿的经典。
同期，南方“岭南郡”遭“瘴气疫”侵袭：患者多疮疡溃烂，久不收口，伴流脓水不止。当地俚医用“黄耆与金银花同煮，外洗内服”，竟能促伤口愈合。游历至此的医家陶弘景见之，不解其理：“黄耆性温，金银花性寒，何以同用？”俚医答：“疮疡久不愈，是‘气虚不能托毒外出’，黄耆补气托毒如鼓风助燃，金银花清热解毒如泼水灭火，一温一寒，一补一泄，方得平衡。”
陶弘景试用此方，见一烂腿三月的乞丐，用药半月后疮面收口，新肉渐生，遂在《本草经集注》中批注：“黄耆能‘排脓止痛，生肌收口’，与金银花相使，可治一切气虚疮疡，此乃‘扶正祛邪’之典范。”
战乱中还有一奇案：某城被围三月，粮尽后百姓多“饥饿劳倦”，出现“手足麻木、肌肉瞤动”之症，医家诊为“气虚血痹”。有老医取黄耆配伍桂枝、芍药，熬成“黄耆桂枝五物汤”，让百姓分服。不出十日，麻木渐消，肌肉不再跳动。后人解此方：黄耆补气如充谷粮，桂枝、芍药通阳活血如开道路，气足血行，痹症自除——这正是黄耆“益气行血”功效的精妙体现。
第三部分：宫廷案头存本草，民间灶上飘药香
唐代永徽年间，黄耆已从“民间草药”走进宫廷。一次，高宗皇后武则天偶感“中气不足”，稍食即腹胀，御医秦鸣鹤以“黄耆陈皮粥”进献：黄耆切片煎汁，滤渣后与陈皮、粳米同煮。武则天服后三日，腹胀渐消，叹道：“此粥甘香适口，竟胜参汤，何以前未闻？”秦鸣鹤答：“黄耆虽不及人参峻补，却平和如老臣，久服不伤脾胃，最宜日常调养。”从此，“黄耆粥”成为宫廷常食。
而在民间，黄耆的用法更显“烟火气”。江南水乡的农妇们会在“立夏”这天，用黄耆炖鸡汤，说“喝了不疰夏”；北方山民则在冬日将黄耆与羊肉同煮，称“能抵一件棉袄”。河北“安国药市”上，药商们按“根茎粗细、断面纹理”给黄耆分级：最上品者“条粗如指，断面金井玉栏（中心黄白，外围淡黄）”，称“北芪”，价同参茸；次者为“南芪”，虽补气稍弱，却更宜入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