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代：转型期——“天人感应”的神学化与政治化
汉代儒家为适应大一统帝国的需求，融合阴阳五行、谶纬等思想，将“天人合一”发展为“天人感应”的体系，赋予其更强的政治伦理功能。核心代表是董仲舒。
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兼具自然属性与道德意志（“仁之美者在于天”），而“人”是“天”的“副本”——“人副天数”（《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的身体结构（如四肢对应四季，五脏对应五行）、情感（喜怒哀乐对应春夏秋冬）皆与天相呼应。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天人感应”：天通过“灾异”（如地震、蝗灾）警示君主失德，通过“祥瑞”（如嘉禾、凤凰）褒奖君主行仁政。君主作为“天子”，必须“法天而行”——“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对策》）。
这一时期的“天人合一”带有较强的神秘色彩，将“天”的意志与政治治理直接绑定，虽偏离了先秦儒家对“心性”的关注，却强化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干预力，使其成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
三、宋明：成熟期——“天理”与“心性”的内在统一
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巅峰，通过对“理”“心”“性”的哲学化阐释，彻底摆脱了汉代的神学色彩，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内在化、系统化。
- 程颢、程颐：“天人一理”的本体论奠基
二程首次明确提出“天者，理也”（《二程遗书》），将“天”的本质归结为“理”（天理）——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如仁义礼智）。同时提出“性即理也”：人性的本质就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程颢）——天人本就统一于“理”，人之所以“离”，是因被私欲遮蔽，通过“去人欲，存天理”即可回归本然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