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医家治湿热黄疸（如茵陈蒿汤加减）、淋证（如八正散化裁）时，常以猪苓辅助清热利湿，均可见《本经》功效的延续。
可以说，《本经》对猪苓的记载，为中医“利水渗湿”治法提供了核心药材，推动了这一治法从单一功效向复杂配伍体系的发展。
三、启发后世药物学研究，深化对猪苓的认知
《本经》的记载如同“原点”，促使后世医家通过实践与考证不断丰富对猪苓的认知，形成了从“基础记载”到“深度阐释”的学术脉络：
- 形态与产地考证：《本经》未详述猪苓形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补充“是枫树苓，其皮至黑，作块似猪屎”，明确其为真菌菌核（非植物），纠正了早期对其来源的模糊认知；唐代《新修本草》进一步记载“生衡山山谷及济阴、冤句，二月、八月采，阴干”，完善了采收与产地信息，为药材鉴别和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 性味与归经细化：《本经》未言猪苓性味，后世医家结合临床实践，逐步明确其“甘、淡，平”（《汤液本草》）、“入肾、膀胱经”（《本草经疏》）的属性，使其功效与脏腑经络理论结合更紧密——“入肾”解释其能通利水道（肾主水），“入膀胱”呼应其“利小便”的直接作用，强化了“药物-脏腑-功效”的逻辑链条。
- 禁忌与配伍拓展：《本经》未提禁忌，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警示“猪苓淡渗，久服必损肾气，昏人目”，清代《本草经百种录》进一步指出“阴虚者忌用”，这些认知源于对《本经》功效的临床反思，使猪苓的应用更趋精准；同时，医家总结出猪苓与茯苓（增强利水）、阿胶（利水养阴）、滑石（利水清热）等的配伍规律，丰富了《本经》未及的用药经验。
四、强化中医“药证对应”思维，指导临床辨证论治
《本经》对猪苓“利水道”的核心记载，本质上揭示了“水湿内停”与“猪苓主治”的对应关系，这种“药证对应”思维深刻影响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
- 后世医家在面对“小便不利、水肿、淋浊”等症状时，会自然联想到《本经》中猪苓的“利水道”功效，进而结合兼证（如热象、阴虚、气滞）调整配伍——如兼热者加滑石（猪苓汤），兼气虚者加黄芪（防己黄芪汤加减），兼气滞者加陈皮（五苓散加味），形成了“以猪苓为核心，随证加减”的灵活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