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妈。”阿娣转过身，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我去。”
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地上。阿妈“哇”一声哭了出来，扑过来死死抓住阿娣的胳膊：“不去！阿娣，咱不去！妈宁愿饿死，也不要你跑那么远！”阿爹别过脸，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那一夜，土屋里的油灯亮到很晚。哭声、叹息声、压抑的争执声，像沉重的棉絮塞满了狭小的空间。最终，是残酷的现实和儿子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决绝压垮了父母。阿爹在油灯下签了那份需要担保人（站长勉强做了保）的简陋用工协议，手指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出发的日子到了。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阿娣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打补丁的换洗衣裳，一双半新的布鞋，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还有阿妈连夜烙的几个硬邦邦的杂粮饼，用油纸包着，塞在包袱最底下。包袱皮，是阿妈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床单改的。
站长借了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驮着阿娣去乡里坐长途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火车。阿爹拖着残腿，硬是送到了村口的老棉树下。阿妈一路跟着，眼泪就没停过，走到棉树下，终于忍不住，抱着阿娣嚎啕大哭：“我的儿啊……在外头……千万……千万小心……累了饿了……就写信……没钱了……也写信……” 哭声撕心裂肺，惊飞了树上几只早起的麻雀。
阿娣僵硬地被阿妈抱着，鼻子酸得厉害，喉咙里像堵了团湿棉花。他不敢低头看阿妈花白的头发，不敢看阿爹扶着老棉树、几乎站不稳的身影。他只能挺直背，用力拍了拍阿妈的背，声音哽在喉咙里：“妈……别哭……我……我会好好的……挣了钱就寄回来……你们……保重身体……”
站长催促着。阿娣挣脱阿妈的怀抱，几乎是逃也似的跳上自行车后座，不敢回头。自行车吱吱呀呀地碾过村口的黄土路，扬起一阵细小的灰尘。风吹在脸上，冰冷刺骨。阿娣死死抓着车座下的铁架，指节泛白。他最后看了一眼晨雾中熟悉的娘花村轮廓，那些低矮的土屋，那片沉默的棉田，那棵越来越小的老棉树，以及树下那两个越来越模糊、最终缩成两个小黑点的身影。
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猛地扭回头，面朝前方。前方的路，通往陌生的县城，通往更陌生的、只在招工启事上见过的深圳。他咬紧牙关，把涌到眼眶的滚烫硬生生憋了回去。不能哭。他是这个家的柱子，柱子不能塌。
在县城简陋混乱的汽车站，阿娣挤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班车。车上挤满了人，汗味、烟味、劣质香水的味道混杂在一起，熏得人头晕。他蜷缩在靠窗的角落，紧紧抱着自己小小的包袱，像抱着最后的依靠。窗外，熟悉的县城景象飞速倒退，很快被荒凉的田野和光秃秃的山丘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