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那是一个寒冷的季节，阿娣成了娘花村棉麻收购站的临时工。那里的工作并不轻松，他需要过磅、记账，还要把一麻袋一麻袋的棉花扛进仓库码好。棉花的细小纤维无处不在，沾满了他的头发和眉毛，甚至钻进了他的鼻孔和喉咙，呛得他直咳嗽。尽管工钱微薄，但这份收入对他的家庭来说至关重要，能够帮助家里顶起一角塌陷的天。
阿娣沉默寡言，像块石头一样，但他的力气却出奇地大。他能轻松扛起百十斤重的棉花包，腰板挺得笔直，仿佛那些重担对他来说不过是轻飘飘的羽毛。收购站隔壁是乡供销社，那里有个叫王丽华的姑娘，她是乡里王干事的女儿，顶替她妈妈的位置进来工作。她烫着城里时兴的“菜花头”，穿着鲜艳的毛衣，嘴唇总是红红的，像熟透的野莓。她看阿娣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钩子。
起初，阿娣并没有太在意王丽华的目光，他只想埋头干活，多挣点钱给阿爹抓药。直到有一天，他刚扛完一车棉花，满头大汗地坐在收购站门口的石墩子上喘气。王丽华端着一杯热腾腾的麦乳精，扭着腰肢走过来。
“阿娣哥，累坏了吧？喝点热的！”她的声音甜得发腻。
阿娣吓了一跳，像受惊的兔子般弹起来，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我自己带了水！”他慌忙去抓自己那个掉漆的军用水壶。
王丽华不由分说，把搪瓷缸子塞进他手里。滚烫的温度透过缸壁传来，阿娣的手像被烫到，接也不是，扔也不是，窘迫地僵在那里。王丽华咯咯地笑，凑近了一点，一股浓烈的雪花膏味儿钻进阿娣鼻子。
“瞧你，一身汗！明天我给你带条新毛巾来！”她抛下这句话，留下一串笑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