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推荐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欧阳修看了苏轼的其他文章，对梅尧臣道：“我应当避开此人，让他高出众人一头之地！”
在这一届，苏轼之弟苏辙，同样高中进士。两兄弟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母亲程氏病故的噩耗。两兄弟只得随父回乡奔丧。
公元1059年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任福昌县（河南宜阳）主簿。还没有来得及上任，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识过人，人才难得，推荐他到秘阁。
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大家不要看不起这个“第三等”，实际上，“第三等”相当牛掰！
宋朝的制科考试成绩共分五等，其中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并不真正录取考试者，一般情况下，录取的考生都入第四等，落榜的考试入第五等，第三等，通常也不录取人。除非特别优秀。宋初以来到仁宗年代近百年，制科入第三等的只有两个人：苏轼和吴育。
接下来苏轼历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公元1065年，判登闻鼓院。当时英宗为帝，很早闻知苏轼大名，打算召苏轼入翰林院，担任知制诰。
宰相韩琦劝道：“苏轼之才，为国家栋梁，以后肯定要为朝廷所用，朝廷应该先培养他，让天下俊士都敬重仰慕、内心畏服他。朝廷想用他，就随时起用，其他人也不会有异议。如果骤然重用，那么天下人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
英宗道：“那让他任起居舍人，承担起居注如何？”
韩琦又道：“记注和知制诰差不多，也不能急切授予！”
后苏轼担任直史馆，直史馆是馆职，也是担任重要职位的储备位置，一般情况下，一两年便可升迁为朝廷大员。
苏轼后听到韩琦对英宗的话，道：“韩公真是以德爱人啊！”不过，这话听来总觉得是言不由衷的无奈之语。
话说回来，苏轼才三十岁，有“直史馆”这个平台也相当不错了。苏轼意气风发之时，但命运又来捉弄他，他老爹苏洵又病故了。苏轼又得回家守丧。等苏轼再回朝廷时，局势大变了，王安石上台了。此间经历前文已叙述。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职位比较清闲。苏轼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变得心灰意冷。便寄情于山水，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流芳千古，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苏轼在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在这时起的。
公元1085年，司马光被启用为相，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苏轼的仕途走到了顶峰。
可是，苏轼看到元佑党拼命压制新党，并且尽废新法后，内心颇不以为然，他正直的性格让他认为，元佑党和新党不过是一丘之貉，苏轼失望之余，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元佑党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元佑党，因而再度请求外调。
公元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西湖苏公堤就是此时修筑的。
苏轼在杭州过了三年比较惬意的日子，后来辗转颖州、扬州、定州。英州。公元1094年，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在惠州三年，淡然处之，
公元1097年，苏轼再贬为琼州别驾，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南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海南儋州）。
徽宗立，移廉州，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