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典籍星河中，《孟子》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不仅承载着儒家思想的深邃精髓，更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巍峨丰碑。作为儒家学说承前启后的关键着作，《孟子》不仅完整记录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言论，更以独具匠心的文学造诣，开创了先秦散文创作的崭新境界，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与文学财富。
孟子本人对文章创作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在《孟子·尽心下》中提出“言近而指远”为“善言”的文学主张。在他看来，优秀的文章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悠远的思想内涵。这种理念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贯穿于《孟子》全书的创作实践之中。翻开《孟子》，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亲切自然的文风，字里行间仿若与读者促膝长谈，毫无晦涩艰深之感。无论是与君主探讨治国之道，还是向弟子阐释人生哲理，孟子总能用质朴平实的语言，将复杂的道理娓娓道来。例如，在论述仁政思想时，他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样直白如话的描述，生动勾勒出理想社会的民生图景，使抽象的政治理念变得具体可感。然而，这些看似浅近的文字背后，却蕴含着治国安邦、修身立命的深刻智慧，真正达到了“浅言之中见大义”的艺术高度。
《孟子》文章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当属其磅礴恢宏的气势与充沛激荡的情感。孟子身处百家争鸣的时代，为宣扬儒家学说、推行仁政主张，常常需要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扞卫自己的观点。这使得他的文章充满了论战色彩，字里行间奔涌着一股不可阻挡的雄辩之力。每当他抨击暴政、弘扬仁义时，文字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例如，在痛斥梁惠王“率兽食人”的暴政时，他言辞激烈、义愤填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般犀利的诘问，如惊雷贯耳，极具震撼力。但孟子的雄辩并非一味地咄咄逼人，在论述过程中，他又能做到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以层层递进的论证、环环相扣的推理，将自己的观点阐述得无懈可击。他善于运用类比、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如在《鱼我所欲也》中，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开篇，通过生动形象的类比，自然巧妙地引出“舍生取义”的核心观点，使深奥的哲学命题变得易于理解与接受。
在文学表现手法上，孟子堪称运用形象化表达的大师。面对抽象复杂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他总能信手拈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与场景，将其转化为精妙的比喻与寓言。“揠苗助长”的故事，以农夫违背禾苗生长规律、急于求成最终导致苗枯的生动情节，深刻揭示了违背客观规律行事必将适得其反的道理；“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则通过战场上逃兵距离不同却本质相同的荒诞场景，辛辣地讽刺了统治者在施政上小修小补却自鸣得意的可笑行径。这些形象化的表达，不仅使文章妙趣横生，更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
尽管在形式上，《孟子》仍保留着语录体的基本特征，以对话和言论记录为主，但相较于《论语》，它实现了重大的文学突破与发展。《论语》的语录多为简短的格言警句，注重思想的凝练与传达；而《孟子》中的对话篇幅更长、情节更丰富，常常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深入论述，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孟子善于在对话中刻画人物形象，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与神态描写，将君主、学者、弟子等不同身份人物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如齐宣王的志大才疏、梁襄王的昏庸怯懦，都在与孟子的对话中跃然纸上。此外，《孟子》的文章还具有明显的篇章结构意识，开始注重起承转合，部分篇章已初具议论文的雏形，这为后世散文的文体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孟子》一书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汉代贾谊的政论文，如《过秦论》，以磅礴的气势、犀利的笔锋剖析历史兴亡，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孟子雄辩文风的影子；唐代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其文章如《原道》《师说》，说理透彻、情感充沛，继承并发展了孟子文章中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与思想感染力；柳宗元的《封建论》，以严谨的逻辑、深刻的见解论证政治观点，体现了对孟子文章逻辑性与思辨性的借鉴；宋代苏洵、苏轼父子的散文，或纵横捭阖、气势如虹，或汪洋恣肆、妙趣横生，同样深受《孟子》的滋养。可以说，从说理的深刻透彻，到感情的激昂澎湃；从行文的气势磅礴，到词锋的犀利尖锐，后世无数散文家都从《孟子》中汲取灵感与养分，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一座永不褪色的灯塔，持续照亮着文学创作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