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纷繁复杂的思想激荡中，孟子以其深邃的思考与宏大的抱负，构建起一套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可凝练为“仁、义、善”三个熠熠生辉的字。《孟子》一书虽非孟子一人亲笔完成，而是由其弟子辑录整理，但书中所载皆为孟子的言行与思想精髓，如同穿越时空的智慧之钥，为后人打开了窥探战国儒家思想堂奥的大门。
在人性论的探索领域，孟子旗帜鲜明地主张性善论，这一观点宛如划破蒙昧夜空的璀璨星辰。他坚信，每个人与生俱来便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这些品德如同深埋于人性土壤中的珍贵种子，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孟子认为，婴儿在襁褓之中，便会自然亲近父母，这便是“仁”的萌芽；稍长懂得谦让，便是“义”的初显。然而，这些善的品质并非一成不变，人需要通过内省这一重要途径，不断守护与滋养这些善的种子。就像园丁精心照料幼苗，防止杂草侵袭，人们也需时时审视内心，克制私欲与恶念，否则这些善的品质便会在世俗的侵蚀下逐渐丧失。他曾谆谆告诫世人：“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人性之善亦如此，唯有持续的自我反省与道德修炼，才能让善念茁壮成长。
在社会政治思想的构建上，孟子高举起仁政、王道的大旗，其理论犹如黄钟大吕，在战国乱世中振聋发聩。仁政的核心在于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孟子大声疾呼“省刑罚，薄税敛”，呼吁统治者摒弃严苛的刑罚与繁重的赋税，给予百姓休养生息的空间。他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深刻总结道“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夏桀、商纣的覆灭，便是对暴政最惨痛的警示；而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天下，正是因为施行仁政，顺应民心。
孟子将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寡人之于国也》中，他描绘出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不仅是对物质富足的向往，更是对社会和谐稳定的追求。他大胆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将人民置于国家政治体系的核心位置，明确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认为君主必须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若君主有重大过失，臣下应勇敢谏言；若劝谏无果，甚至可以更换君主；对于桀、纣这般残害百姓的暴君，人民有权奋起诛灭，这一思想在封建专制时代犹如一声惊雷，彰显出非凡的勇气与智慧。
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孟子坚决反对以兼并战争为核心的霸道。他敏锐地洞察到，战争只会带来生灵涂炭与社会动荡，无法真正赢得人心。相反，他倡导行仁政，认为唯有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才能赢得民心归附，实现“仁者无敌”的境界。他坚信，只要君主推行王道，无需武力征伐，便能使天下归心，这一理念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充满了对和平与正义的向往。
在价值观的塑造方面，孟子提出的“舍生取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他以直白而坚定的语言阐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孟子眼中，“义”是高于生命的存在，是人类应当坚守的道德准则。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时，真正的君子应毫不犹豫地选择道义，这种崇高的价值取向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了正义、真理与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生命。
同时，孟子强调要用“礼义”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坚决反对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放弃礼义。他对那些为了优厚的物质待遇而丧失原则的行为予以严厉批判：“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在他看来，物质财富固然重要，但与精神的富足、道德的崇高相比，便显得微不足道。一个人若能坚守礼义，即便身处困境，也能保持内心的安宁与尊严；反之，若为物欲所惑，即便拥有万贯家财，也不过是精神上的乞丐。
孟子基于对战国时期各国兴衰成败的深刻洞察，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极具民主性精华的着名命题。在他眼中，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力量，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君主则是为人民服务的管理者。这一思想颠覆了传统的君权至上观念，将人民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孟子深知民心向背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他通过大量历史事实反复论证这一观点。他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一系列论述层层递进，清晰地揭示了得天下的根本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让人民安居乐业。他认为，只有摒弃霸道，推行仁政，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齐桓公、晋文公虽曾称霸一时，但因其霸业建立在武力与权谋之上，未能从根本上赢得民心，最终走向衰落；而真正的王者之道，在于“保民而王”，让人民在仁政的滋养下，自愿拥护君主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