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军队占人口的比例，正常国家通常在1%-2%，军事化国家或战时状态可达3%-5%，极少数特例可突破10%。
扬古利对永明镇军队数量的预测基本还算准确。
由此也可看出永明镇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因为它的军队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口的5%，
用军事化国家都不足以形容他的军事化程度了。
在同时期的欧洲，只有瑞典可与永明镇相比。
17世纪初瑞典本土人口约90万。
1611~1632年的古斯塔夫二世时期，瑞典常备军约3万–4万，占本土人口近3%。
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瑞典通过雇佣军和强征外国士兵，巅峰时期总兵力达15万，人口占比接近惊人的17%，远超本土人口承受能力。
其维持庞大军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以战养战”，依赖德意志占领区的资源，如掠夺、征税。
二是军事改革，推行义务兵役制，每10户抽1丁，但实际依赖雇佣兵。
三是铜矿经济，瑞典铜出口占欧洲市场2/3，财政收入的60%用于战争。
然而与永明镇和瑞典相比，后金在军队占人口比例上才是一个真正的怪胎。
1615年，后金人口约35万，但军队已达6万，占比约17%。
1619年萨尔浒之战时，后金动员了8-10万军队，包括蒙古盟友，而当时总人口可能仅50万左右，军队占比高达16-20%。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的军队占比通常仅1-5%。
这与其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是分不开的。
后金实行“十丁抽一”甚至“三丁抽一”的征兵制度，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可能被征召。
朝鲜史料记载，后金“从十岁小儿，到七十老翁，无不从军”。
其赖以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的，是一种农业与掠夺结合的经济模式。
后金早期依赖渔猎和掠夺，但很快转向农耕，尤其是征服辽东后，大量汉人被迫耕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通过“计丁授田”政策，后金将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归附人口，确保稳定的兵源和粮饷。
后金军每次出征都以“抢西边”为目标，掠夺人口、牲畜、金银以维持战争。
例如，1629年的“己巳之变”，后金军劫掠河北，俘获人畜46万，极大缓解了经济压力。
八旗的战斗力与其在动员和决策上的高效是分不开的。
八旗制度将军事、行政、生产融为一体，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极大提高了动员效率。
相比明朝的卫所制，兵农分离，战斗力低下，八旗军更具凝聚力和战斗力。
后金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使军事决策极为迅速，如萨尔浒之战“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三天内就制定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