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王鼎提出了官员进修学校的概念，官员的每一次晋升，调整新的工作岗位，都需要到进修学校学习一段时间，进修学校主要是教授数学，管理学，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样既可以快速提高官员水平，也可以淡化万历皇帝在国家的影响力。
这让沈一贯对王鼎刮目相看，真想不到王鼎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现在大明中央的很多官员确实缺少地方历练，对下面的很多具体工作都不是很了解。
很多进士从来没有过地方管理经验，一下子担任一地主官，很多时候不得不依靠师爷和地方胥吏才行，导致地方官府黑暗，世家大族横行。
在古代，限于落后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条件，皇权要想深入基层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正所谓“皇权不下乡”。
又因为官员的任职基本是回避自己家乡，新选派到一个地区任职的官员往往因为初来乍到，不熟悉自己的业务，朝廷就会为他们选一些助手辅佐他们处理该地区的政务，这些人就被称之为“吏”。
我们常说“官吏”，严格意义上并不能混为一谈，官是官，吏是吏。
在元朝以前，官和吏区别不大的，胥吏升职成为高官者不在少数。
大明建国以来，官员的铨选范围基本上局限于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士子，官和吏逐渐演化出了严格的阶层区分和巨大的鸿沟。
秦汉时期官吏之间区分尚不明显，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官僚制度的成熟，政府更加重视胥吏再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宋代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抑制地方官员的权力，无形中使得胥吏的权力扩大。
元朝时期由于政权性质的特殊性，使得元朝在胥吏方面的设置和唐宋时期的胥吏亦是差别不多，但区别在于元朝比唐宋更加的倚重胥吏，因为元代以异族入主中原，因此地方主官大多是蒙古、色目人，而这些人比前朝的官员更加缺乏治理中原地区的行政管理经验，所以更加倚重胥吏，并且“以吏为师”，使得胥吏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正因为元朝统治者对胥吏这样的重视，促使大量的胥吏被提拔为官，为官僚队伍扩大了群体。
“胥”原来是古代国家的基层办事人员，政府为了更好的控制平民，便在平民中选出那些比较有才干的人来加以管理，“吏”在汉代以后是专指小吏和差役。
他们其实就是一群没有官位的官府工作人员，由于“胥”和“吏”都是替官府办事的差役，说白了就是打杂了，到后来便直接合起来称为“胥吏”。
到了明朝时期，明初因为国家百废待兴，官吏数量极其不够，因此不少胥吏还可以通过自身过硬的业务水平得到主官的赏识提拔当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吏员的地位愈发的低下，再加上明朝规定胥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胥吏上升的渠道被人为的断绝了。
官吏逐渐分化，随着基层吏员的增加以及吏员地位的逐步低下，基层杂役和胥吏合流形成了大明时期基层的利益共同体，即吏役团体。
大明的统治虽然长达两百多年，但其内部已经是危机四伏、积弱积贫，大明社会发生的民变、械斗、秘密宗教、兵变等诸多事件都与胥吏腐败有着很大的关系。
胥吏作为政府基层人员会产生腐败，这就与大明的官僚体制弊端、法律缺陷以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的文化冲击，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三个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胥吏腐败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