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愤怒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了理智的港湾，心中唯有反抗的火焰熊熊燃烧，对立与冲突成了我生活的常态。我像是迷失在茫茫大海中的孤舟，盲目地冲撞着每一个浪尖，却忘了在风暴中寻找一片宁静的港湾，做自己灵魂的避风港。
每一次与现实的激烈碰撞，都让我遍体鳞伤，直到夜深人静，疼痛涌来，我才反应过来——自己也是个有血有肉、渴望慰藉的凡人，我的心灵同样需要休息与疗愈。然而，这份孤独与无助，如同沉重的枷锁，让我难以呼吸。我渴望有人能伸出援手，哪怕只是倾听我的心声，但环顾四周，却发现连最亲近的父母，却也以为我身处升学压力的重重包围中，无法给予我足够的理解和支持。
我，仿佛被遗弃在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独自面对这无尽的迷茫与挣扎。
在那段日子里，我与史老师的矛盾，不仅在我们两人间肆虐，更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投下了阴霾，成了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总免不了带上几分揣测与同情，仿佛一场即将上演的默剧，每个人都在期待着剧情的转折或新高潮。
初二学年的尾声，一个名为“分流”的话题，悄然笼罩了整个教育体系。这个词，在现今社会听来或许略显陌生，但在那时，它如同一张冰冷的判决书，无情地将学生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九年义务教育的口号在现实中显得苍白无力，它更像是一道华丽的幌子，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实。学习优异的学生被捧上云端，享受着光环与优待，而那些在学业上稍显吃力的学生，则被视为累赘，被以“为你未来着想”的幌子，推向了职高的大门，仿佛那里就是他们注定的归宿。
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其操作之隐秘、手段之直接，令人咋舌。老师们成了执行者，他们逐一找上那些成绩不佳的学生及其家长，用一番番看似合理却充满偏见的言辞，试图说服他们接受这早已预设好的命运。教室里，气氛变得压抑而沉重，同年级的同学们，有的因即将步入普高而沾沾自喜，有的则因被分流至职高而黯然神伤。我们这些夹在中间的人，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又对这种不公感到愤怒与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