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帆布包内袋摸出牛皮本，纸页间夹着张泛黄的少年宫门票。1999年12月18日，那幅让我在全校面前抬不起头的《特殊家庭》正在展出。门票背面用铅笔写着歪扭的字："冬至围巾在第三展厅"。父亲永远不知道，那天我躲在锅炉房哭到供暖管道开始轰鸣。
澡堂储物柜最深处埋着团报纸包裹的东西。展开《铁道工人报》的瞬间，陈年樟脑味混着毛絮在光柱里飞舞。那是条织到一半的暗红围巾，别着张百货公司标签：2008年冬季新款羊绒线，建议零售价388元。
标签背面是父亲的手绘示意图。他用齿轮厂图纸描边，在等高线缝隙里画满手语分解动作：右手拍左胸代表"爸爸"，双手拢成心形是"爱"，掌心向上托举的动作是"骄傲"。最后那页画着戴围巾的小人，气泡对话框里写着"冬至暖和"。
我抱着围巾冲进雪夜，道口警示灯把毛线染成血色。当年父亲追着火车跑的画面突然有了声音——他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手指被车窗扔出的可乐罐划破，却笑着接住空中飘落的浅蓝色毛线头。
"他管这叫摘星星。"母亲跪在银杏树下烧纸钱时突然开口，火光映亮她新染的黑发，"火车灯光照在毛线上，就像流星落在手心。"纸灰粘在未完成的围巾上，像一群迷路的黑蝴蝶。
春分前一天，我在巡道时发现生锈的道钉旁开着簇野茉莉。花根处缠着段灰白毛线，顺着铁轨延伸成断续的虚线。跟着这条线走了七公里，道砟缝里陆续冒出线头：灰白、靛青、杏黄...最后停在山坳间的废弃道班房。
破窗里垂下半条围巾。
那是我在少年宫画展上见过的红围巾，此刻正随山风轻轻摇晃。三十三种红色毛线编织成火焰的纹路，起针处别着张糖纸，上面印着1997年最流行的酒心巧克力广告。围巾兜里掉出盒受潮的骆驼牌香烟，烟壳背面是父亲的字迹："给冬至换新毛线"。
暴雨突至时，我听见父亲在哼《红莓花儿开》。这是他会说话的妻子最爱唱的歌，也是聋哑人永远听不见的旋律。雨水冲刷着道班房外墙，露出用毛线绣的巨幅地图——所有线头都指向家属区老银杏树。
树洞里塞着父亲最后一封信。
信纸是用齿轮厂报表裁的，字迹像铁轨般刚硬："冬至，围巾要织够三十三圈才能挡风。那年接住红毛线时，火车灯光照得你像个小太阳。"
我站在D307次列车经过的道口，把未完成的围巾系上信号灯。远处传来汽笛长鸣，月光下所有毛线都在发光，仿佛父亲十一年间错过的星光终于倾泻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