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局势稳定，真正愿意回来的，却总是寥寥无几。
这是为什么？
一来，逃难容易，归家难。
乱世之中，百姓带着一家老小，能逃得一命已是万幸。
逃往他地，大多是投奔亲戚、乞食度日，或靠做些零工维持生计。
一旦在他乡安顿下来，再回故土，就意味着要重新开始，冒着可能再次战乱的风险重建一切，不如就地扎根来得稳妥。
二来，荒村不似旧家乡。
战火之后的家乡，往往已非旧日模样。
房屋倒塌、田地荒芜，宗族四散，连祖坟都可能被毁。
一个人回来，看着满地残垣断壁，只觉得物是人非，徒添伤感。
尤其是亲人若在战乱中丧生，回来更无意义。
这样的空壳故乡，往往会让人彻底死心。
三来，朝廷政策向来不给力。
在大多数朝代，朝廷往往更关注安内平乱与边疆征伐，对灾后重建和流民安置的投入有限。
即便有安置政策，也多是纸上谈兵，执行乏力。
例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中原流民四散。
曹操虽大力招抚流民，但实际能回到原籍者不到三成。
许多人宁愿投靠新势力、落籍他郡。
唐朝“安史之乱”后，河北数州十不存一。
大批百姓南逃江淮，但乱平之后，因节度使割据、民田尽废，几无人愿意重返河北。
明朝中后期，黄河泛滥、蝗灾连年，山东河南百姓纷纷南迁。
虽有开中法，也就是允许赈济、减赋，但流民多已在江南立足，不愿北返。
即使返乡，也多是临终回籍而非生活定居。
而最后，便是新秩序的影响了。
当战争平息后，为了恢复生产，地方政权往往会引入新的移民，重新划地设村。
这些新居民掌握了土地和水源，旧居民若回归，反而成了外人，既无地可耕，也无人可依。
一旦地方豪强崛起，旧民甚至会被视为潜在威胁，遭受排挤。
因此，逃得多、回得少几乎成了古代每次战乱之后的常态。
而像孔乙己这样，不仅逃出去，还能在战后第一时间赶回来的人，实属罕见。
李北玄念及他的忠诚，不仅赏了他一百两银子，一壶临江仙，还赏了他一个八品的虚职，并让他继续管理安西大乐坊。
而见李北玄痛快的就把瓦子的经营给交出去的执失烈，也终于是放心了。
第六日天未亮，城东旌旗摇曳，号角声穿透晨雾。
执失烈披挂亲征，领兵三万，往西域三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