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共有四个儿子，女儿出嫁后便不需要分房。爷爷留下的宅基地呈正方形，大约有两亩地，合计一千多平米，正好可以一分为四，形成一个规整的田字格。二伯和三伯都在县城居住，所以就先紧着大伯和父亲使用。大伯选择了东北角，父亲选择了东南角，都紧邻着村边，出行倒是十分便利。西北角大伯之前住的老房子留给了二伯，西南角我小时候住的老房子则留给了三伯。
那几年，尽管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母亲依然坚持要盖六间房。毕竟地块利用合适，正好可以盖六间，母亲就是要争这口气。
打好的地基就这样搁置了一年多。母亲望着那打好的地基，却因没钱盖新房而心急如焚，满面愁容。才四十出头的她，看上去却沧桑了许多。那时的父亲也消停了不少，春天忙于务农，夏天贩卖蔬菜，冬天则卖米面，然而收入仅仅只能维持家里的基本生活，一年下来也存不下多少钱。
都说是 2000 年后是中国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遍地都仿佛是“黄金”，但与此同时，货币贬值的速度也很快。在九十年代，50 块钱就足够一个月的基本开销，而到了 2000 年后，一个月 500 块钱都不一定够用。生活在农村，自然比不上各大城市机会众多。那时，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大多会选择外出打工，而老一辈人则依然需要辛勤劳作，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我辍学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2003 年，经同学介绍，我在北京大兴区打了三个月的童工。那时的工资低得可怜，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块钱。哥哥比我早两年去了天津的毛衣厂打工，工资也不算高，做了不到两年，虽然是计件工资，但多的时候也能拿到一千多块钱。那时哥哥 19 岁，已经懂得父母的艰辛，也深知家里需要用钱盖房子，所以打工一年多，他攒下了两万多块钱。而那时的我才 16 岁，打了几个月的童工，不仅没攒下钱，还被黑心老板扣了一个月的工资。
就在那年，北京非典疫情突然爆发，我和哥哥相继回到家乡。幸运的是，非典疫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家人也都健康平安。哥哥把自己攒下来的积蓄都交给了母亲，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一家人抛开一切烦恼，踏踏实实地过了个春节。
父母对我挣多挣少并没有什么要求，他们说女孩子自己在外面不容易，只要自己挣钱够自己用，不需要家里再补贴就可以了。我正式来北京参加工作是在 2004 年春节后，（具体详情在工作篇讲述！）当时我去的单位属于部队后勤保障单位，工资水平比外面高一些，而且包吃包住，每个月能拿到 1500 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