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晚，住在城西一栋老式居民楼的三楼。这栋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九十年代，墙皮斑驳，楼梯扶手锈迹斑斑，每到夜里，楼道里的感应灯总要闪上几秒才亮，像是被什么压着喉咙，迟迟不敢开口。我一个人住，养了一只猫，叫“灰灰”，它胆小，总爱蜷在阳台角落，盯着楼下那扇常年紧闭的铁门发愣。
楼下的王阿姨，是我在这栋楼里唯一说得上话的人。她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衫，说话轻声细语，像怕惊扰了什么。她独居多年，儿女在外地，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她喜欢做点心，红豆糕、桂花酥、芝麻糖，每回做好了，总会用油纸包一小包，轻轻敲我的门：“林晚啊，尝尝，刚出炉的。”
我接过点心，道谢，她便笑着摆摆手，转身下楼，背影佝偻，像被岁月压弯的一根枯枝。
可最近三天，她没再上来。
起初我没在意，以为她出门走亲戚，或是去医院复查。可到了第三天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经过她家门口时，习惯性地停下脚步，抬手敲了敲门。
“王阿姨？在吗？”
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两下，声音稍重了些：“王阿姨，我是林晚。”
屋里静得可怕，连钟表的滴答声都没有。我贴着门缝往里看，光线昏暗，窗帘拉得严实，门缝底下积着一层薄灰，像是几天没人进出。
我心里莫名一紧。
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早起，在门口放了一盒牛奶和一袋面包，附了张纸条：“王阿姨，天凉了，记得吃点热的。”可到了晚上，东西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连包装都没拆。
我开始慌了。
我去找物业。老张是这里的管理员，五十多岁，脸上总挂着一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神情。他听完我的话，皱了皱眉：“王姨？她不是说去女儿家住了吗？”
“她没走。”我坚持，“我这几天都没见她出门，敲门也没人应。”
老张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拿了钥匙，跟我一起下楼。
钥匙插进锁孔时，发出“咔哒”一声，像是某种沉睡的机关被唤醒。门开了，一股陈腐的空气扑面而来，混合着淡淡的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像是点心放久了发酵的气息。
屋里很干净，桌椅整齐，茶几上还摆着半杯凉透的茶，杯沿上留着淡淡的口红印。沙发上铺着她常盖的毛毯，叠得整整齐齐，仿佛主人只是临时出门买菜，随时会回来。
可人呢？
我们一间一间地找。厨房灶台冰冷，冰箱里还有几块没吃完的红豆糕。卧室床铺平整，枕头边放着一副老花镜，镜片上蒙着薄灰。衣柜打开，衣服一件不少，甚至还有几件新买的，吊牌都没剪。
一切如常，却偏偏少了一个人。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老张突然“哎”了一声：“这镜子怎么碎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她卧室里的一面老式穿衣镜，镜框雕着梅花，是她去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此刻，镜子从中间裂开，碎成无数片，散落在地板上，像一场无声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