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只有做国王的能继行崇尚德政，以德行事，才可以求得上天的福佑，保持王位的长久。）。
“佳敬德，亡攸违。”（只有崇尚德政，才可不致发生悖乱。）
后来，忠、信、卑、让、元、亨、利、贞等都被纳入了“德”的范围。如：“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左转.文元年传》）；“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狡，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德”的根本内涵在于“聿修厥德，永言配命”（《大雅.文王》）
“德”的概念是“君德”，是对于统治者的要求。天命只降临给有德之人，统治合法性以德取代了上天神灵的神圣性，这是一种跨越和冒险，它体现了周王朝的恢弘气魄。从此，为华夏民族开启了脱离鬼神和宗教的人治理念，并持续发展。在《周书》中，出现有“天不可信”；在《大雅.大明》中，出现有“天难忱斯，不易维王。”（真的只有我的王室的统治能够垂久吗？上天的这种旨意很难可靠啊。）；在《诗经》中，出现有“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没有恩惠，降下如此大罪。），“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浩荡的昊天，不常保它的恩德。）等等。
进一步倡导“仁治”，并发明出“天道”概念称量君德。“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转》），“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国语.周语下》）。进而，“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国语.楚语上》）则将满足民众，减少君王的私欲纳入到了“君德”的范畴。这些讨论，建立了一种民众对于国与君的否定关系。亦即——执政的合理性的缺失可以构成对于执政的合法性的质疑的合法依据。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基本范式。用执政合理性维持巩固执政合法性，说白了，德治也是一种功利哲学或者说统治工具理论，它的任务目标是利于统治。
此前的夏朝的“天命论”，奴隶们再被压榨再惨不忍睹，也不可以反抗夏朝，否则就是反抗天！商朝的“神鬼论”，一切都是鬼神的意志，奴隶主是遵从鬼神意志，鬼神既背书了合法性，也赋予了执法权，也剥夺了反抗权，因为你不可以反抗鬼神。商鞅变法法家的摒弃善政德政论，认为善政会导致奸民，因此摒弃一切善政，要烧毁儒家诗书，用严酷法令治国，用立功、法律来管理国家社会。
因此，道德对于统治，不是必需品，而是辅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