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识摩挲着自己下巴，其实我这种等待正在消磨我的耐心，我很想问一句“教皇有几个师”，可是末世后，人家已经从安慰剂变成处方药。没有他们对巫师那么多年的系统性研究，GHSF这个杀毒软件就缺了病毒库。
我也不能，每次都用这么高成本的轰炸来解决问题。那样做的成本太高，而且还没有货真价实的收益，所以轰炸也只能是对付极端案例的最后手段。
我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窗外的雾浓得能拧出水，将尖顶建筑泡成模糊的灰影，像极了童年在恩典育幼院见过的褪色圣经插图。阳光勉强透过浓雾，勉强投射在厚重的防弹玻璃，最终在制服上投下勋章的影子，那枚“护国将军”勋章是荆楚省收复战后安娜给我别上的，此刻却被冷光镀成死灰色，倒像是停尸房里的金属牌。
远处传来C-130运输机的轰鸣，声浪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地图架上的恒河地形图跟着发颤，河湾处的荧光污染区标记，在晃动中竟扭曲成湿婆的三叉戟。
我低头盯着M1911的准星，照门缺口里卡着半片恒河带回的细沙，是今早勘察时灌进枪套的。扳机护圈还留着昨夜握枪的汗渍，想起在瓦拉纳西地宫，手电筒光束扫过巫师胚胎时，那些克莱因瓶状的褶皱——现在它们正以每分钟3.7公里的速度扩张，就像此刻战术台上跳动的红色数字，在视网膜上烙下永不消失的重影。
柳青坐着的皮椅转动时发出“吱呀”声，像极了我上次与庇护六世来信时，看到他拆蜡封的脆响。我摸向口袋里的打火机，磨砂外壳上“天下为公”的刻痕已被磨平，却在某个角度映出湿婆第三只眼的轮廓——那是达利特刺客临死前攥在掌心的符号，和我肩章上的盐粒图腾一样，都是这场战争里洗不掉的印记。
此时空调突然发出故障的蜂鸣，一丝热风混着恒河泥的腥甜涌进来。我望向战术台角落的台历，十二月十一日的日期被红笔圈住，划满箭头指向“教廷使节抵达”。指腹擦过M1911的序列号，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想起夏薇说过的话：“当七皇的天平开始倾斜，枪膛里的子弹比外交照会更诚实。”
午后的阳光并没有“云开雾散”，雾反而更浓了，那一团看起来像是圣凯瑟琳修道院尖顶的树冠彻底消失在灰暗中，像被人用橡皮擦擦去的标点。我握紧手枪，防滑纹里的细沙硌得指缝发疼，这疼比战术屏上跳动的污染区数据更真实——那是人类在维度裂缝里，唯一能握住的、实实在在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