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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潮头(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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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潮头(第1/2页)

一九九七年七月的河南,热得像一口蒸笼。

陈河生从火车上下来,脚刚踏上洛阳站的月台,一股热浪就扑面而来,像一堵墙撞在脸上。他在上海待了三年,已经习惯了上海夏天的闷热——那种热是湿的,黏的,像裹了一层湿布。洛阳的热是干的,燥的,像有一把火在烤。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喉咙里都是尘土的味道。但他觉得亲切。这是家的味道,是黄河的味道,是老家的味道。

他背着旅行袋走出车站。广场上的人比三年前多了很多,卖东西的摊子也多了很多——卖西瓜的、卖冰棍的、卖凉皮的、卖茶叶蛋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广场对面新开了一家超市,灯火通明的,门口停着一排自行车和摩托车。远处正在盖楼,脚手架上挂着横幅:“大干一百天,迎接香港回归”——横幅已经旧了,边角破了,在风里哗啦啦地响。他想,香港已经回归了,但这条横幅还挂着,像一个人还在高兴,高兴得忘了摘下来。

他找到去孟津的长途车。车比以前新了,有空调了,票价也涨了——从三块涨到了五块。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里放着一台录音机,正在放那英的《征服》,声音很大,震得车窗玻璃嗡嗡响。他靠着窗,看着窗外的风景。路变了,比以前宽了,铺了柏油,两边种着杨树,笔直笔直的,像两排哨兵。路边的房子也变了,以前是土坯房,现在是砖瓦房,有的还是两层的,贴着白色瓷砖,在阳光下亮闪闪的。远处的田里种的不光是麦子和玉米了,还有蔬菜大棚、果园、花圃。有一片地种的是葡萄,搭着架子,绿油油的,一串串葡萄挂在架子上,紫的、绿的、红的,在阳光下像宝石。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了平乐镇。他下了车,站在路边,看着这个小镇。镇上也变了。主街铺了水泥,两边的人行道铺了地砖,还种了行道树——法国梧桐,跟交大校园里的一样。街上多了很多商店——服装店、鞋店、电器店、手机店、超市、快餐店。有一家手机店的橱窗里摆着几部手机,摩托罗拉的,诺基亚的,爱立信的,黑黑的,大大的,像砖头,标价好几千块。他看了看,摇了摇头。他大哥在工地上干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一部手机,要干一年。

他沿着土路往村里走。路也变了,以前是坑坑洼洼的土路,现在是石子路,好走多了。路两边种着杨树,比去年又高了一截,叶子绿得发亮。远处的地里有人在干活,弯着腰,在给玉米施肥。他认出那是邻居家的赵叔,喊了一声:“赵叔!”那人直起腰,朝他看了看,眯着眼睛,然后笑了:“河生回来了?大学生回来了!”他应了一声,继续走。

走到村口,他停下来。村子变了。以前是清一色的土坯房,现在是砖瓦房,有的还贴着瓷砖。屋顶上多了很多太阳能热水器,亮闪闪的,像一排排的镜子。院墙上刷着标语:“要想富,先修路”“发展经济,振兴中华”“少生孩子多种树”——这些标语以前也有,但没这么多,没这么新。村口新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翟泉村”三个字,下面是一行小字:“一九九五年移民新村”。他站在碑前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村子。

村街上有人在乘凉,三三两两地坐在树下,摇着蒲扇,聊着天。有人认出他,喊:“河生回来了!大学生回来了!”他一一应着,脸上有点红。他走到家门口,院门开着,他走进去。院子里,母亲正在喂鸡,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妈,我回来了。”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放下手里的盆子,走过来,上上下下打量他。“瘦了。”

“没有。胖了。”

“骗人。你每次都这么说。”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上海吃不惯吧?”

“吃得惯。食堂挺好的。”

“那怎么瘦了?”

“学习累。但没事,我身体好。”

母亲没说话,只是看着他。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又多了几道,背也更弯了。但她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她穿着一件旧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瘦瘦的手臂,青筋一根一根的,像干枯的树枝。

“快进屋。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我给你做饭去。”

他跟着母亲进了屋。堂屋也变了——地面铺了水泥,墙上刷了白灰,还贴了几张年画。新添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台电视机——黑白的,十四寸的,放在柜子上,用一块花布盖着。他想起母亲在电话里说的——“你大哥买的电视机,黑白的,十四寸。全村人都来咱家看。”他摸了摸电视机,外壳是塑料的,温温的,有太阳晒过的味道。

“妈,这电视机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你大哥买的。他说,香港回归了,买台电视看。”

“好看吗?”

“好看。能看好几个台。中央台、省台、县台。还有香港回归的直播。全村人都来了,坐了一院子。”

河生笑了。他想象那个画面——院子里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盯着这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看着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看着解放军进驻香港,看着查尔斯王子的脸和彭定康的红眼眶。他们可能看不太清楚——十四寸的黑白屏幕,画面模模糊糊的,声音也断断续续的。但他们看得很认真,很激动,流着泪,鼓着掌。这是他们的香港,他们的回归,他们的荣耀。

大哥回来了。他骑着摩托车——一辆红色的弯梁摩托,八成新,突突突地开进院子。他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脸上全是灰。看见河生,他跳下车,跑过来。

“回来了?”

“哥。”

大哥拍拍他的肩膀,力气很大,拍得他身子晃了一下。“好。回来就好。”

“哥,你买摩托车了?”

“嗯。二手的。方便。去工地、去镇上、去县城,都方便。”大哥摘下安全帽,露出黑红的脸。他瘦了,颧骨突出来了,眼窝也凹下去了。但他的眼睛很亮,很有神。他的头发白了很多,乱糟糟的,像一团枯草。

“哥,你瘦了。”

“没事。结实。”大哥拍拍胸脯,然后转身从摩托车的后箱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样菜——猪肉、豆腐、青菜、西红柿。“你嫂子今天加班,不回来了。咱哥俩做饭吃。”

河生跟大哥一起做饭。大哥切菜,他烧火。灶台是新的,烧煤气的,不用柴火了。他拧开煤气灶的开关,蓝色的火苗蹿起来,呼呼地响。他蹲在灶台前,看着那团火,心里忽然有点失落。他喜欢烧柴火——看着火苗舔着锅底,听着柴火噼啪响,闻着松木的香味,那是他从小熟悉的味道。煤气灶没有味道,没有声音,只有蓝色的火苗,安静地烧着,像一个沉默的人。

大哥炒了四个菜——红烧肉、豆腐炖白菜、清炒青菜、西红柿蛋汤。他把菜端上桌,倒了两杯酒——是自己酿的米酒,甜甜的,度数不高。兄弟俩坐下来,面对面。

“来,喝一杯。”大哥举起杯子。

河生举起杯子,跟大哥碰了一下。米酒很甜,很好喝,不像白酒那么辣嗓子。他喝了一大口,肚子里暖暖的。

“哥,村里变化真大。”

“嗯。去年修的柏油路,今年又修了水渠。明年还要建卫生院。”大哥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镇上要建开发区了,就在东边。以后会有工厂、超市、学校。你嫂子想去工厂上班,说比在田里挣钱多。”

“那地呢?”

“地还种着。但以后可能不种了。种地不挣钱,一亩地一年也就挣几百块。去工厂上班,一个月就能挣几百块。”大哥喝了一口酒,“河生,你说,这算不算进步?”

河生想了想,说:“算。但也不全是。”

“怎么讲?”

“进步是好事。但地不能丢。地是咱的根。没了地,咱就不是农民了。”

大哥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你说得对。地不能丢。但时代变了,人也得变。不能光守着地,还得想办法挣钱。你说是不是?”

“是。”

兄弟俩喝完了酒,吃完了饭。大哥收拾碗筷,河生帮忙。然后两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大哥抽烟,河生不抽。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那棵小桐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比屋顶还高,叶子在月光下泛着银光,风一吹,沙沙地响。

“哥,陈冉呢?”

“你嫂子带她去她姥姥家了。明天回来。”

“她上学了没有?”

“上了。村小学,一年级。聪明得很,考试总是第一名。”

“像咱家的人。”

大哥笑了:“对,像咱家的人。”

河生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被他磨得越来越光滑了,铜绿色的,在月光下闪着光。他摇了摇,叮——很轻,很远。

“哥,你还记得德顺爷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他给过咱家不少帮助。你小时候,他经常给你讲故事,讲黄河的故事,讲拉纤的故事。”

“他给过我一个铜铃。就是这个。”

大哥接过去,看了看。“这是他当年拉船用的?我听他说过,船铃,挂在船头,过险滩的时候摇,提醒后面的船注意。”

“嗯。他说,这个铃铛救过他的命。”

大哥把铃铛还给他,沉默了一会儿。“德顺爷是个好人。可惜走得早。没赶上好时候。”

“哥,你说,他现在要是活着,会怎么样?”

“会高兴。看见你考上大学,看见香港回归,看见村里通了柏油路,他会高兴。”大哥顿了顿,“他还会坐在黄河边上,看河水,抽烟,说‘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以后’。”

河生没说话。他看着月亮,想着德顺爷。德顺爷走了快六年了。六年前,他把他葬在黄河边上,没有棺材,就用他睡的那张炕席裹着。坟头很小,没有碑。现在,那个坟可能已经被水淹了——小浪底水库蓄水了,黄河涨了,德顺爷的坟在水底下。水底下,还有他家的老院子、那棵枣树、村口的老槐树、德顺爷的土坯房。都在水底下。

“哥,我想去看看黄河。”

“明天去。我骑车带你去。”

“好。”

那天晚上,河生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夏天了,虫子多了,吱吱吱的,叫得很欢。他睡不着,脑子里想着很多事情——香港回归了,亚洲金融危机好像要来了(他在火车上听人说的),明年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去哪儿?船厂?研究所?海军?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要造大船。造最好的船。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

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凉凉的,慢慢变暖。他攥着铃铛,闭上眼睛。

第二天一早,大哥骑摩托车带他去看黄河。

摩托车在柏油路上开得很快,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路两边的玉米地在晨光里绿得发亮,叶子上的露水在阳光下闪着光。远处的邙山青灰色,像一道墙。再远处,隐隐约约能看到黄河,一条金色的带子,铺在大地上。

开了二十多分钟,到了黄河边。河生下了车,站在河滩上,看着黄河。河面很宽,水流很缓,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远处有一座大桥,横跨黄河,桥上跑着汽车,一辆接一辆。对岸是焦作的地界,以前要坐船过去,现在有桥了,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

“这座桥是什么时候修的?”他问。

“去年。洛阳到焦作的高速公路,经过咱们这儿。”大哥指着桥,“有了这座桥,去焦作方便多了。以前要绕道洛阳,多走一百多里。现在直走,三十里就到了。”

河生看着那座桥,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桥,也是工程,也是人修的。修桥的人,跟造船的人,是一样的。都是在做工程,都是在改变世界。桥让天堑变通途,船让大海变通途。都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他脱了鞋,卷起裤腿,走进水里。水是温的,不凉。脚下的沙很细,很软,踩上去很舒服。他往水里走了几步,水没过了脚踝,没过了小腿。他停下来,站在水里,看着远方。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被他的体温焐热了,温温的。他把铃铛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铃铛里面,那两个字清清楚楚的:平安。

他把铃铛贴在耳朵上,轻轻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是德顺爷在说话,像是父亲在说话,像是黄河在说话。

“德顺爷,我回来了。”他轻声说,“我入党了。我考了第一名。香港回归了。您看见了吗?”

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草的味道。河水在他脚下流着,浑黄浑黄的,不急不慢,像时间本身。

他在水里站了很久。大哥在岸上等他,抽着烟,没有说话。太阳慢慢升高了,河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他走上河滩,穿上鞋,跟大哥一起往回走。

走到坡顶上,他回头看了一眼黄河。黄河在阳光下流着,金黄金黄的,像一条流动的路。他想,这就是他的路。从黄河边出发,走到上海,走到大海,走到更远的地方。但他不会忘记。不会忘记这条河,不会忘记这片土地,不会忘记这些人。他们在他心里,像黄河一样,永远流淌。

在家待了十几天,河生帮着大哥干了不少活。玉米地里施肥、花生地里除草、菜园里浇水。他干得很起劲,好像要把在上海攒了一年的力气都用完。大哥说:“你别干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歇歇。”他说:“我在学校也坐着,活动活动好。”

但他干活的时候,心里想着的不光是地里的庄稼,还有林雨燕,还有上海,还有军舰,还有未来。他想,他要把这些活干完,然后回上海,继续学习,继续努力。他要保持第一,要学好专业课,要设计出最好的船。他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要让大哥不再那么累,要让林雨燕为他骄傲。

走之前,他去看了林雨燕。

她在新乡,还没放假——她们学校放假晚,要到七月底。他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到新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直接去了河南师大,在校门口等她。

太阳很大,晒得地上冒白烟。他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看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等了半个多小时,看见她出来了。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比上次见的时候瘦了一些。看见他,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跑过来。

“陈河生!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她的脸红了。她低下头,然后抬起头,看着他。“我也想你。”

她带他去学校外面的那个小饭馆吃饭。要了四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酸菜鱼、蒜蓉空心菜,还有两碗米饭。红烧肉是五花肉做的,肥瘦相间,炖得烂烂的,酱油色,油汪汪的。糖醋排骨是她的最爱,酸酸甜甜的,外酥里嫩。酸菜鱼是店里的招牌,鱼肉很嫩,汤很鲜,酸菜很开胃。河生吃得很香,一碗饭不够,又加了一碗。

“你瘦了。”她说。

“没有。胖了。”

“骗人。你每次都这么说。”她夹了一块排骨放在他碗里,“多吃点。你太瘦了。”

他笑了,把排骨吃了。排骨很香,肉很嫩,骨头上的筋嚼起来很有嚼劲。他想,这就是幸福——跟她在一起,吃她夹的菜,看她笑。

吃完饭,两个人走在校园里。天黑了,路灯亮着,照得路面明晃晃的。梧桐树的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风一吹,沙沙地响。林雨燕走在他旁边,手挽着他的胳膊,头靠在他肩膀上。

“陈河生,你说,咱们以后能在一起吗?”

“能。”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会努力。”

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亮亮的,里面有光。

“我也会努力。”她说。

走到宿舍楼下,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这么快?”

“嗯。我还要回家拿东西。后天就要回上海了。学校有事。”

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笑了:“那你走吧。我送你。”

“不用。你回去吧。”

“我送你到校门口。”

两个人走在校园里。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路灯的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画出斑斑点点的光斑。林雨燕走在他旁边,手挽着他的胳膊,头靠在他肩膀上。

“陈河生,”她说,“你毕业以后,去哪儿?”

“还不知道。可能在船厂,可能在研究所。”

“会在上海吗?”

“可能吧。”

“那……我毕业以后,去上海找你?”

“好。”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她松开他的胳膊,站住,看着他。“说好了。我毕业以后,去上海找你。”

“说好了。”

到了校门口,她停下来,站在那儿,看着他。

“你走吧。我看着你走。”

“你先回去。”

“不,你先走。”

他看着她,忽然低下头,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很轻,很快。然后他转身,走了。

走出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穿着白裙子,在路灯下像一朵花。她朝他挥手。他挥了挥手,然后转过头,大步往前走。

月光照在他身上,白花花的。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

他想,这就是幸福。

八月初,河生回到了上海。

校园里很安静,大部分学生还没返校。他走在梧桐树下,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嗒嗒嗒的,在空荡荡的路上回响。草坪上的草长得很高了,没人修剪,乱七八糟的,像一个人的头发,好久没理了。花坛里的花开败了,花瓣落了一地,枯黄的,卷曲的,踩上去沙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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